毋庸置疑，揮霍浪費公款是當下官場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：從公款旅游到大吃大喝，從聲色犬馬到高爾夫俱樂部，再到領導干部大筆一揮，造成決策或管理失誤，一下就損失十幾個億——按審計長李金華的說法是，“有些損失浪費問題造成的后果比違法違規(guī)還嚴重�！崩碚撋�，這種揮霍行為依據(jù)其是否以官員自身享受或私人利益為目的，大致可分為兩種：腐敗浪費和過失浪費。但在現(xiàn)實中，真正毫不摻雜私利的所謂“過失浪費”幾乎沒有，揮霍浪費因此是絕對的行政腐敗無疑。

　　一方面是此類腐敗行為越來越多，半年就有4866名黨政干部受到處分，而實際應該獲得處分的肯定還遠遠不止這個數(shù)；另一方面呢，卻是處罰的無力，也就是法律的無力——揮霍浪費最多只會受到黨紀政紀處分，而不被當作犯罪行為受到法律的嚴懲。作為刑法罪名的貪污和作為腐敗同義語的貪污，根本不是一個概念。

　　最近，“丟丑丟到芬蘭”的安徽省人民檢察院以副檢察長徐文艾為團長的“公務考察團”偽造“芬蘭司法部邀請函”事件，作為公款旅游典型而引起國民公憤，結果仍只被認定為違紀行為，而未被認定為貪污，依法學家陳興良和田文昌的觀點，主要障礙是：很難界定它是否屬于侵吞公共財產(chǎn)。

　　于是，貪污罪的界定似乎存在這樣一種悖論：把公共財物放到自己腰包里才是犯罪，而把公共財物吃了喝了玩了，則只是“違紀”而已。這正是大吃大喝、公款旅游等現(xiàn)象越來越嚴重的重要原因�，F(xiàn)實中，相當一部分官員都很信奉“公家的錢只要不裝進自己口袋，怎么花都不怕”的揮霍準則，公款旅游之類事實上已經(jīng)異化成一種官員福利。而國外法律的界定一般是以獲得“不正當好處”定罪，這樣的界定顯然要比純粹的非法占有“公共財物”科學。

　　田文昌說：“現(xiàn)在這種公費旅游、公款吃喝的現(xiàn)象太普遍了，如果都簡單地往貪污上靠，貪污罪的發(fā)案率得有多高��？”在我看來，這不應該是不將此類揮霍浪費行為入罪的理由，相反這正證明將其入罪的緊迫性。當然，是將其納入貪污罪還是另立新罪更合適，這些立法技術問題，是完全可以討論的。

　　關鍵是，法學家不應該只滿足于一句輕飄飄的“公款旅游不適合以貪污罪論處”，而是應該給出自己的主張，并運用自己在法學界的巨大影響力為主張的落實而積極奔走，有良知和責任感的法學家都應該爭做揮霍公款只違紀不犯罪時代的“終結者”——著名法學專家陳興良和田文昌，如果能拿出當年在劉涌案中炮制“專家意見書”的那份“積極”來，則實在是太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