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、玄奘，鑒真

　　 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宗教旅行，莫過于玄奘的西游和鑒真的東渡。他們把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和東方，同時也把西方和東方的文化介紹到中國。玄奘于公元627年從長安出發(fā)，經新疆、中亞、歷經險阻于628年夏末到達天竺即現印度的西北部，他在那里游歷佛教圣跡，調查中國的物產傳進印度的經過。玄奘用5年時間研究佛學理論，鉆研婆羅門教經典以及印度方言，于645年帶著657部梵文佛教書籍，經由西域回到長安，完成了世界史上一次最偉大的宗教旅行。次年由其弟子筆錄寫成一部《大唐西域記》，以生動流暢的文筆，敘述了玄奘耳聞目睹的138個國家的風俗、信仰、生活情況。近百年來這部著作已被譯成英、法、德、日等國文字，介紹到全世界。玄奘還把中國的《老子》和《大乘起信論》譯成梵文，傳到印度。在西安大雁塔大慈恩寺內，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，瞻仰了玄奘遺像和他那些博大精深的譯著作。明代吳承恩的《西游記》，就是根據玄奘西行取經的史實演繹寫成的。與玄奘相似的另一次宗教旅行是唐代高僧鑒真于天寶元年東渡日本，他把盛唐文化全面介紹給日本，對日本的佛學、建筑、雕塑、書法、工藝技術等方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。如鑒真曾參與了日本唐招提寺的規(guī)劃興建工作，該建筑結構精巧、氣勢宏偉，體現了唐朝的建筑風格。至今，唐招提寺不僅是中日友誼的象征，也是中外游客共同向往的地方。

　　 7、司馬遷

　　 司馬遷是漢代著名的歷史學家，他的不朽歷史巨著《史記》“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，”且“其文疏蕩，頗有奇氣”。能寫出這么一本書與他一生游歷有著密切關系。

　　 司馬遷出門旅游不是簡單的游山玩水，也不像現在國內干部專揀風景名勝打著開會名義行游山玩水之實。他是實打實借著游歷的機會做學問，在實地考察中檢驗書本上的知識正確與否，搜集歷史材料著書立說。因此，他的旅游計劃得到老爹司馬談的贊同和支持。就這樣，他在公元前126年（漢武帝元朔三年）開始了他的全國性大游歷。

　　 8、鄭和

　　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、蘇門答臘、蘇祿、 彭亨、真臘、古里、暹羅、阿丹、天方、左法爾、忽魯謨斯、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，最遠曾達非洲東海岸，紅海、麥加，并有可能到過今天的澳大利亞。下‘西洋’的定義：明朝初期以婆羅（Borneo）/文萊為界，以東稱為東洋，以西稱為西洋，故過去所稱南海、西南海之處，明朝稱為東洋、西洋，且暹羅灣之海，稱為漲海。

    鄭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外交通商使命，南洋等地的人民一直紀念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，在一些城市里，至今還保有紀念鄭和的寺廟和勝跡。鄭和七次遠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。歐洲航海家哥倫布、華哥達•伽馬的海上活動，都比鄭和晚得多，他們幾次航行，人數在100人左右，船只三、四艘，噸位最大的僅120噸。在航程、規(guī)模、組織等方面，鄭和都超過這幾個歐洲航海家。

乾隆

　　9、乾隆

　　作為皇帝，縱有家國大事萬千，亦六下江南，可見其對旅游的熱衷，尤其是對江南文化的追慕，同時也正是這些旅途造就了清朝的康乾盛世！

　　說起乾隆南巡，從官方的史籍到民間的野史中，都有許多描述：或是說他修筑堤堰，功澤千秋；或說他把國家大事都扔給手下大臣，自己迷戀在江南美景中；或說他風流成性，揮霍無度……總之眾說紛紜，褒貶不一。

孔子

　　10、孔子

孔子周游列國，歷史上早有記載，這對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都有著重要的意義，同時儒家思想對于中國人的旅游觀念更是影響深遠。

　　儒家主張和看重近游，是因為這種短途旅游既可達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情的目的，又可和家人同享天倫之樂。然而儒家并不是無條件反對遠游。按孔子的表述分析，父母去世后，兒子遠游自然不在限制之列。因為儒家學說以重人倫為核心。父母在世之日，兒子久游不歸，一則令父母擔憂；二則兒子也不能對父母盡關心贍養(yǎng)的義務�？鬃又皇且�求做兒子的出門之前必須制訂好游覽計劃，把游覽路線、時間、何時歸來這類情況告訴父母，使父母心中有數。同時，孔子也十分重視遠游的作用，把它視為擴大閱歷，結交名流，增進學問的重要途徑。

　　儒家思想的積極入世的人生態(tài)度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旅游文化，孔子的"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"開創(chuàng)了儒家人本主義的"比德說"旅游觀。他將山水與不同思想修養(yǎng)、氣質特點、個性品格緊密聯系起來，使山水人格化、氣質化；凡是人具有的美德，都可以賦予山水；而且人可以通過游覽山水達到娛樂、長壽的目的。與孔子開創(chuàng)的注意道德價值的旅游觀--"比德說"相左的，是老莊開創(chuàng)的注重個性情感的旅游觀--"情感說"。與儒家同時代生衍，并深深影響著我們民族的心理狀態(tài)，思維方式和精神面貌的道家思想，以其"清靜無為"的消極出世態(tài)度書寫了另一種逍遙自在的去追求順應自然、返樸歸真的旅游審美文化。

　　中國古代最重要的“驢友”，非“孔子”莫屬！